向毛澤東學習戰略管理藝術

來源:解放軍報作者:張丙辰 黃立彬責任編輯:楊一楠2019-07-02 10:41

要點提示

戰略管理是對全局的、長遠的戰略性問題的決策和管理,是旨在解決本組織生存和發展問題的管理藝術,主要包括戰略制定、戰略實施和戰略評估等環節。戰略管理是最高層次的管理,是著眼全局的綜合性管理,是面向未來的長遠性管理。

二十世紀上半葉是戰爭頻繁發生、戰略對抗激烈、戰略管理要求極高的時期。世界范圍內的政治家、戰略家各顯其能、各領風騷,導演了一場場精彩紛呈的戰爭活劇。在中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在領導中國革命戰爭過程中,以其恢弘視野、睿智思考和獨特創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戰略管理的成功范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戰略管理藝術。

增強戰略管理的前瞻性預見性

戰略管理就其實質來說是一種前瞻管理,準確的前瞻性預見性是戰略管理的內在要求和理想境界。高明的戰略管理,必須善于透過紛繁復雜的表面現象,洞悉事物的本質特征和發展方向,見事早于對手,行動先于對手,以先手先機贏得與對手博弈的主動權。戰爭的特殊性復雜性殘酷性,決定了戰略管理是一種風險很高的管理,必須具備很強的前瞻性預見性。毛澤東認為,“描畫戰爭趨勢的輪廓是必需的可能的”,并多次強調軍事預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澤東在戰略管理上的前瞻性預見性,一個重要表現是善于站在時代和戰略高度,對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和趨勢作出科學的預測,從而為戰略行動提供科學的方向引領,并據此提前做好力量預置。

善于進行戰略前瞻和預判的人,就像屹立于高山之巔的巨人,目光遠大,見事之于未萌;又像出沒于山林之中的獵人,靈敏機警,察于秋毫之末。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就是戰略眼光遠大、戰略洞察敏銳的戰略管理者。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他們把現實、未來貫通起來思考,形成對戰爭問題、戰略問題的全局性認知;能夠在復雜的戰略博弈中,把握戰略全局,預測發展趨勢,預估行動風險,作出戰略預置。在抗日戰爭初期,當人們對戰爭前景迷茫困惑、“亡國論”和“速勝論”甚囂塵上時,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通過系統分析國際國內政治、經濟、軍事形勢,科學預見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趨勢,作出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戰略判斷,為處于黑暗中的國人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從毛澤東戰略管理的成功實踐可以看出,戰略管理前瞻性和預見性的重要意義在于,基于對事物發展方向、可能結局以及風險挑戰的科學預判,制定戰略目標、設計戰略布局、選擇策略方法,從而保持戰略上的清醒和主動。同時,在戰略管理實踐中,還必須跟進做好基于科學預見的戰略預置,提前在關系全局的重要方向和關鍵領域排兵布陣。歷史和實踐表明,戰略預判越準確,戰略預置越到位,形勢發展的主動性可控性就越強,戰略管理所體現出的意義和價值就越明顯。

關照戰略管理的整體性關聯性

古人云:“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普遍聯系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也是共產黨人觀察戰爭、認識戰爭、駕馭戰爭的方法論。在戰略管理問題上,毛澤東強調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整體性關聯性是毛澤東戰略管理的重要特征。他認為,思考和決策問題應著眼于戰爭全局,堅持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主要方向、重要支撐的突破推動全局的發展,并以全局的發展照應其他方向的發展;注意增強戰略行動的整體協調性、前后一致性和內外互動性,使系統內諸要素之間相互支撐、良性互動、合力致效。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戰爭過程中,戰略管理體現出鮮明的整體性關聯性特征。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為指導,把整體性思維、矛盾論方法、聯系性原理,運用于戰略管理之中,始終把中國革命戰爭作為一盤大棋來思考、一個整體來籌劃,其高屋建瓴的全局統攝、神來之筆的戰略布勢、遙相呼應的配合聯動,無不展現出一個偉大政治家、軍事家爐火純青的戰略管理藝術。1946年6月底,黨中央、毛澤東審時度勢,作出了“中央突破、三軍配合、兩翼牽制”的戰略部署,以各解放區戰場的整體聯動,粉碎了國民黨軍的戰略進攻。與此同時,為配合前線作戰,我們黨在廣大解放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為前方軍事斗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在國統區組織了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學生游行示威和罷課、罷教、罷工斗爭,成為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第二條戰線,形成了兩條戰線遙相呼應、相互配合的生動局面。總之,從戰略管理的視角看,毛澤東在各主要戰場和主要工作的戰略安排上,既相互策應又渾然一體,既突出重點又算無遺策,充分體現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高超的戰略管理藝術,大大加速了解放戰爭的進程。

毛澤東在戰爭指導上所體現的整體性關聯性思維及其成功實踐,在戰略管理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它表明,成功的戰略管理者,必須對戰爭全局有一個整體性把握、綜合性設計,任何局部都要圍繞全局、納入全局、服務全局;必須善于找準決定戰爭全局的主要矛盾及其制約因素,以精心的戰略布局和系統內諸要素的良性互動,推動主要矛盾的解決,進而達成戰略性目標,保持戰略性主動。

強化戰略管理的靈活性創造性

俗話說,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戰略管理面對紛繁復雜、瞬息萬變的戰爭形勢,在戰爭指導和戰略決策上必須因時因勢而變,方能保持戰略主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略管理被看作是“對應變化的藝術”。毛澤東戰略管理的靈活性創造性特征,是指他在進行戰略管理過程中,總是基于效果而不是經驗或教條來制定戰略指導方針。當形勢任務或環境條件發生重大變化時,他總是善于以變應變,及時對戰略指導方針作出調整。

在戰略指導上,毛澤東從來不拘一格,強調一切從敵我雙方實際情況出發,主動靈活地使用自己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迫敵就范,利用敵人的一切矛盾,孤立打擊敵人,揚長避短,避實擊虛。實事求是、靈活機動的思維品質,學貫中西、融通百家的深厚學養,使毛澤東在戰略管理上獲得了極為廣闊的思維空間,表現出鮮明的靈活性創造性。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毛澤東在戰略管理上的靈活性創造性,愈是在歷史發展的轉折時期,表現得愈加明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后,毛澤東主張在國難當頭之際,國共兩黨應從民族大義出發,捐棄前嫌、共御外侮。通過有條件的釋放蔣介石,使蔣介石接受了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主張,促進形成了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局面。抗日戰爭勝利后,階級矛盾再次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也再次處在了戰爭與和平的十字路口。1945年8月,面對波詭云譎的時局,毛澤東置個人生死于度外,毅然作出赴渝談判的重大決策,并最終達成《雙十協定》。重慶談判作為戰后中國的重大政治事件,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戰后中國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它不但表現了毛澤東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審時度勢、順勢而為的高度歷史自覺,而且表現出主動塑造態勢、引領歷史發展的主動創造精神,是其偉大革命生涯中體現戰略管理的靈活性創造性的又一個標志性事例。

毛澤東戰略管理的靈活性創造性,體現了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的有機統一。理解運用好這一戰略管理藝術,需要把握三個關節點:一是任何戰略管理上的靈活性創造性,都必須從既定的、客觀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離開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戰略上的靈活性創造性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二是實現戰略管理上的靈活性創造性,必須敢于擺脫一切先驗的甚至是經典的思想觀念或既有模式的限制束縛,倡導培養實事求是的開放靈活的思維方式。三是實現戰略管理上的靈活性創造性,還必須善于洞察斗爭雙方時與勢的微妙變化及發展趨勢,找準用好能夠扭轉乾坤的戰略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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